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，语言的重要性自不待言。虽然每天24小时谁也离不开它，真正洞悉其奥妙的人数目并不多。语言就好象生命体，具有新陈代谢功能，始终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。新词汇新表述在不断地诞生，另一些概念则在悄悄地死去，经过许多年才重新成为考古对象。语言好比女性时装，确实能够映衬出时代的气息。
但语言的微妙之处更在于词句背后潜藏的无形之物，比如游移不定的内涵外延。对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的人来说，同样的字句却往往拥有不同的含义，甚至可能相差甚远。有位西方现代哲人指出，绝大多数争论源自对词义的不同理解。而在千年之前，佛学人士就有了深刻认识，既然世间万物都是变幻不实的，文字自然更不例外，他们叱斥沉浸在个人知见的那些人“着相”。
意识形态之对于语言文字有着十分奇特的影响。曾几何时，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，以其慷慨激昂而被众人默认，如今看来简直是语言垃圾。曾几何时，“商品经济”是姓“社”或者姓“资”，私营企业最多允许雇工几人，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争论，而今这类“神圣”问题已变得不成问题，只透着当年的幼稚可笑。国外也是一样。在80年代末，我被派到民主德国留学，身边不少德国朋友竟以怜悯的眼光看着我，他们认为，商品经济正把中国拖向罪恶的资本主义。未几，东欧发生巨变，民德亦被兼并。自命纯正的这些德国人面对这般变化说：这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，因为过去几十年，搞的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。至此，我终于领悟到语言的含混与难以把握。
近两年，有好事者从国外引入“科学主义”一词，并在学术界制造了一个争论热点。请恕我无知，未必准确地把握了该词的意义，也不知道国外、国内都是由什么人率先提出。既然连手边的英文百科也没有录入，绝对属于“后现代”词汇。从字面来看，应该是批判科学、反对“唯科学论”的人给对手加戴的一顶“高帽子”。在正常情况下，理应看到有力反击，至少通过澄清某些模糊认识，指明不论大小和形状这顶帽子都极不合适。然而令人惊愕的是，国内一些人包括了几位名人乐滋滋地拿来戴在头上，并且公开说“正合适，要的就是这个”。这不禁使人怀疑两边理解的是否是一回事。
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里，科学获得了极大程度的发展，诸多重大科技成果从衣食住行多方面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生存条件，彻底改变了循环往复、按步就班、靠天吃饭的社会观念，带给了人类对未来更多也更大的期望。科学也因此赢得了炫目的光环，成为众人心目中崇高的、令人敬仰的知识体系。许多人坚信，科学必将彻底解开一切自然之谜，必将彻底解决生老病死对人生的困挠。对于他们，科学差不多成了顶替神学的新的信仰。而另有不少人在感受科技成果的同时，也强烈感受到科学的负面影响，他们忧虑地看到科技的发展使得自然资源快速耗尽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，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类可能正在加速自身的灭亡，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，而人类的道德水平却未见增长。一方面核武库、生化武器的危胁着人类的生存，另一方面，对自然界大规模、深层次改造活动，完全可能无意间带给人类致命报复。客观地说，科学技术带来的舒适便利使谁也不能诋毁科学的伟大，谁都承认现代社会的进步脱离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争论的焦点只在于如何正确看待科学以及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后果。许多批判者认为，科学的确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最有效工具，但究竟不是社会人生的终极目的；科学自有自己的局限性，并不是万能的，在社会人生的很多方面，例如情感、艺术、道德、人生意义等等，都是科学触及不到，无从发挥作用的。批判者还认为科学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，是在不断的试错与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，尤其是一些新认识新见解是需要被苛刻挑剔的，只有能够经受大量质疑，并经受时间的检验，才能作为相对真理接受下来。如果把科学供上神圣的祭坛，反而会抑制科学的健康发展。他们指责不加怀疑地信仰科学、夸大科学的作用，反而带来很大的危害，容易造成“伪科学”的泛滥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鲜活的科学褪变成了一个标签、一个符号，只要宣称这是“科学实验”的结果、或得到“大科学家”首肯，或通过了某级科学鉴定，就被无庸置疑地视作当然正确，就可以用作遮挡一切批评、刀枪不入的“铁布衫”。已经有人指出，只谈崇尚科学，却不向公众正确介绍怀疑、怀疑、再怀疑，批判、批判、再批判的科学精神，这是我们过去科学政策的重要失误。
从这些方面来看，“科学主义”明摆着不可能是个褒义词。现实当中有人愿意对号入座，急切地想戴上帽子，原因只能是“科学”与“主义”这两个词太漂亮、太具吸引力，他们以为要靠这几个字体现自己是在倡导与捍卫科学。对于这种信念我无话可说，也不好多说。我个人以为，只要“科学”不容被怀疑，“主义”不容被讨论，说话者总是情绪盖过理性，那么最好的办法便是回避，因为人们所争吵的肯定不是同一个东西，试问又如何指望争出结果，达成共识？
